他的人生在1949年後被劈成兩個部分。前半生傳奇多彩,但記錄眾多;後半生一路壓抑,卻鮮為人知。沈從文的後半生始終如孤舟般遠離潮流,但潮流過後,他的文字與研究反而越發凸顯其價值
  文|《小康》記者 談樂炎
  1948年底,北平即將易主,澎湃的革命熱情漫山遍野。
  沈從文錶面卻異常“冷靜”, 作為游離在國共兩黨的自由作家,沈從文始終警醒地保持與“政治”的距離,但是內心裡他早是傷痕纍纍——從抗戰結束的次年回到北平後,他就深陷“民族自殺悲劇”中不可自拔。這一年沈從文46歲,他的前半生可以用傳奇來概括——一位來自湘西行伍出身的“鄉下人”,以70篇清新脫俗的文學作品名噪一方。
  “與之前的各個時期明顯不同,沈從文更加敏感於個人與時代之間密切又緊張的關係,也更加深刻體會到精神上的極大困惑和糾結不去的苦惱。”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這樣解讀沈從文。
  張新穎並非偶然走近沈從文的內心世界,從他1992年偶然在《收穫》上讀到《湘行書簡》時,他仿佛讀到了沈從文一生的脈絡——1934年,沈從文行走在湖南橫石,看到一個老縴夫和船主為100元爭吵,他不禁感嘆起人生的“意義”,多數人為生而生,而沈從文覺得應該像少數人那樣“把自己的意義投射到個人生活之外的社會上去”,然而當他看到石沉河底的暮景後,又覺得歷史不應該那麼“宏偉”,那些小小灰色的漁船,沉默的魚鷹,石灘上走著脊梁略彎的拉船人,才是歷史的主角,“歷史對於他們儼然毫無意義,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,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戚。”沈從文如是寫道。
  “沈從文筆下的船夫、船娘乃至石頭,都是河流中不可缺少的生命。某種角度看,這又是一條‘人’的河流,我從這裡明白了沈從文心底最關心的是普通人最平常的喜怒哀樂、勞作、創造以及智慧,這也可以解釋後半生他為何鐘情於雜文物的內心驅動力——那種對普通人所創造的歷史的深深的折服。”張新穎說。
  從那時起,張新穎開始真正琢磨起沈從文,多年來,他陸續出版了《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》、《論沈從文:從一九四九年起》,然而張新穎更希望能讓讀者進一步瞭解沈從文的後半生世界——1949年沈從文的人生突然被劈成兩部分,前半生傳奇多彩,但已記錄眾多,後半生一路壓抑,卻鮮為人知。
  十年磨一劍,《沈從文的後半生》如期出版,張新穎說他並不想為沈從文“代言”,因為他想真實還原出沈從文在動蕩年代里漫長的內心生活,但是這種豐富、複雜、長期的精神演變,並不能推測、想象、虛構而來,所以張新穎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在浩瀚的資料中找出沈從文的“原話”。
  “我想呈現出來的,不僅僅是一個人半生的經歷,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難史,雖然這已經足以讓人感概萬千了,我希望能夠思考一個人和他身處的時代、社會可能構成什麼樣的關係。”張新穎在接受《小康》採訪時說。
  前所未有的孤立
  “我是來征服你的。”
  多年後,沈從文仍然記得他到達北平前門車站時,放出的豪言壯語,他沒想到,眼前這個豁然敞開的古城大門,日後卻將他深深囚牢。
  儘管沈從文小心且痛苦地懸走在“政治”邊緣,卻還是不由自主的深陷其中——1948年,北京大學“方向社”在蔡孑民先生紀念堂召開“今日文學的方向”座談會,在歷史的轉點談文學,自然沒有那麼“純粹”,話題不久就引到了政治上,沈從文將政治對文學的影響比喻成“紅綠燈”,他表示文學雖然受制於政治,但是否有保有一點批評、修正的權利呢?對此,他同馮至、廢明、汪曾祺展開了激烈的辯論。
  不久,沈從文就為自己為“紅綠燈”話題發聲而苦笑,因為他越來越感受到,即將來臨的新時代文學,要求他必須把政治作為一個無可懷疑的前提接受下來,他在給一位青年的書信中寫道:“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‘思’字出發,此時卻必需用‘信’字起步,或不容易扭轉,過不了多久,即未被迫擱筆,亦終得把筆擱下。”
  至少從此時沈從文的筆調看,他還是剋制而平靜的,沈從文已經預見了即將來臨的悲劇命運,但這樣的命運,他深知不是他一個人的,而是“一代若干人的”,在1948年的最後一天,沈從文決定“封筆”。
  風暴還是很快襲來。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學貼出一批聲討沈從文的大標語和壁報,同時還全文轉抄郭沫若的《斥反動文藝》,藉此直指沈從文是“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凶和幫閑”、“直接作為反動統治的代言人”。時隔不久沈從文又收到了威脅信,他預感到即使停筆,也必將受到無法忍受的清算。
  精神重創與無力感蔓延,沈從文覺得自己“撐”不下去了,他在舊作《綠魘》文末寫了一句話:“我應當休息了,神經已經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,我不毀也會瘋去。”
  漸漸沈從文感覺到這種“無力感”只有他一個人在苦撐,沈從文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,他原來預感的一代人來共同承擔的命運,卻沒有同代人陪伴。沈從文在給張兆和的信中寫道:“我說的全無人明白。大家都支吾開去,都怕參與。金提、曾祺、王遜都完全如女性,不能商量大事。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。我應當那麼休息了!”
  沈從文把自己跟幾乎所有朋友區別、隔絕開來,“在社會和歷史的大變局中,周圍的人都能順時應變,或者得過且過,而他自己卻不能
  、不肯如此。”張新穎說。
  在精神幾近崩潰的時候,沈從文寫了兩篇長長的自傳,即《一個人的自白》和《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》。張新穎後來翻閱這些資料發現一個細節,在後一篇的末頁,沈從文加了一個註:解放前最後一個文件。
  “這裡的解放,其實是解脫的意思。”張新穎說。
  1949年3月28日,沈從文在家中用剃刀把自己的頸子劃破,又割腕,最後還喝了汽油,所幸,張兆和的堂弟正好來此,發現房門反鎖,於是破窗而入。此後沈從文被送到精神病院。
  “沈從文不是現代輿論啟蒙出來的、可以和過去斷然決裂的作家,他的自我來自苗漢混居、偏僻山野的生長經驗,這種野生淳樸的力量深根於他的內心,要在一夜之間完全否定自己過去的經驗,絕無可能。”張新穎說。
  在瘋狂與謐靜中掙扎“新生”
  1949年4月6日,沈從文在精神病醫院寫了一上午日記,他嘆息道,“唉,可惜這麼一個新的國家,新的時代,我竟無從參與。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,還可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,我卻出於環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,終必犧牲於時代過程中。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。”
  自殺遇救後,沈從文似乎“平靜”了,用他自己的話來說,是“悲劇轉入謐靜”。 他在謐靜中分析自己,檢討自己。“瘋狂”,似乎也是“謐靜”中的瘋狂。
  沈從文決定接受命運,不是想通了,而是夢醒了。“這才真是一個傳奇,即頑石明白自己曾經由頑石變成寶玉,而又由寶玉變成頑石,過程及其清楚,石和玉還是同一個人。”沈從文用《紅樓夢》隱喻了自己的無奈。
  “我要新生,在一切毀謗和侮辱打擊與鬥爭中,得回我應得的新生。”沈從文如是說。他甚至寫信勸服香港的表侄黃永玉北上,併在信尾提到“預備要陸續把陶瓷史、漆工藝史、絲織物、傢具等一樣樣做下去。”在張新穎看來,此時沈從文何嘗不是在說服自己——接受命運。
  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自殺對於沈從文是‘因禍得福’,他為什麼後面經歷了那麼多的屈辱還是幸免於難,就是因為前面已經死過一次了,等於在絕望當中重新誕生一次。1949年其實是沈從文一個重生的起點。”張新穎說。
  而在沈從文看來,從事古代工藝史研究是“一件急得不能再急的事”,周圍的朋友卻認為此舉是沈從文主動解救瘋毀中的自己,他在給好友丁玲的信中坦誠自己是一個“犧牲於時代中的悲劇標本,對於放棄寫作,沈從文並不覺得惋惜,甚至有一絲“幸災樂禍”——“有的是少壯和文豪,我大可退出,看看他人表演”。
  病情好轉後,沈從文來到歷史博物館工作,被安排在陳列組,主要負責清點館藏文物、編寫文物說明,為觀眾做解說員。
  棄文去研究“罈罈罐罐”,在很多讀者看來,是沈從文逃避且無奈之舉,但在張新穎看來,沈從文後半輩子傾心古文物研究,實則是“主動而為”,“這個選擇其實早就潛伏在他的生命里,時機到了就要破土而出。”
  沈從文一直樂於背負“歷史”的重擔——早年在湘西當兵時只有微薄的補貼,而他的包中卻總是放著昂貴的《雲魔碑》、《聖教序》、《蘭亭序》等書,而據汪曾祺的回憶,他與沈從文談文學的頻率,遠比不上談論陶瓷、漆器、刺繡。沈從文可以對著一塊少數民族的挑花布圖案,和友人一起贊嘆一個晚上。
  然而沈從文研究的那些“雜文物”,那些仿佛是“雜貨鋪”里的東西,在不少人眼裡算不上文物,有多少研究價值,都是大可懷疑的。在歷史博物館的最初十年,他只是一個坐在過道的“臨時工”,拿不到必須的辦公材料,被嘲弄侮辱為“外行”,甚至他的兒子,也認為看不出父親倒騰古董“有什麼意思”。
  沈從文卻依然固我,他在1968年所做的檢查《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博物館》中坦誠道:“我不是為了名和利,而是要解決一系列所謂重要文物時代真偽問題。我不是想做專家的權威,正是要用土方法,破除他們千年來造成的積性迷信。”
  “沈從文的文物工作,從一開始,不僅要承受現實處境的政治壓力,還要承受主流‘內行’的學術壓力。反過來理解,也正可以見出他的物質文化史研究不同於時見的取捨和特別的價值。”張新穎說。
  與文學“初心”的博弈
  1953年9月底,沈從文以工藝美術界代表身份出席第二次文代會,毛澤東問過他的年齡後說:“年紀還不老,再寫幾年小說吧。”沈從文當時的理解是這對於他過去的全部工作,並不是完全否定,胡喬木來信表示:願意為他重返文學崗位做安排。秋冬之際,由嚴文井出面,約他寫歷史人物小說,並要安排他做專業作家。
  沈從文的內心何嘗不想與文學再次相遇!與壇罐相伴的日子,沈從文幾次提筆——50年代初在革大學習,一位朴實、寂寞的炊事員深深打動了他,沈從文寫成了《老同志》,然而七易其稿後,只能擱筆作罷。而在1951年,沈從文隨北京土改團去四川參加土改運動時,深感“從早上極靜中聞朱雀聲音,而四十年前在鄉下所聞如一”,這又讓他燃起“創作的心”。
  1958年“大躍進”,沈從文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庫,既參加勞動,又做一些參觀採訪,回來後寫了一篇報道型的散文《管木料廠的幾個青年》,對於父親當時的創作,沈從文之子沈虎雛的評價是——他當時費了很大的勁寫東西,可是一個工地的通訊員寫這類文章比他寫的還順溜。
  “這其實是接受大躍進形勢教育,用筆來歌頌新人新事。”張新穎說,這樣的文章,寫的怎麼樣,沈從文自己怎麼能不知道呢?
  而在張新穎看來,這一時期沈從文的作品雖然大多“謹小慎微且乏善可陳”,但是他一部很少被人提及的《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》卻是可圈可點,“我們今天讀這個作品,還能追尋到沈從文之前作品中特有的印記,你可以感覺到他寫這部作品時的放鬆,這種狀態只此一例。”張新穎說。
  讓沈從文的文學“初心”直接大受毀滅的是,開明書店通知他,以為他的作品已經“過時”,所有書稿均已毀滅,於此同時臺灣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。沈從文失望之極,他寫信給大哥,希望能將家中他的作品也燒毀,以免誤人子弟。“生命總是這樣的,我已經盡了我能愛這個國家的一切力量。”沈從文對大哥說。
  而接下來王瑤的“補刀”又讓沈從文難以介懷——1954年,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出版,作者王瑤直指沈從文的作品多是以“趣味為中心的日常瑣屑”。寫底層人物“只有一個輪廓”,總之缺乏觀察體驗總是憑想象構造故事,“雖然產量奇多,但是空虛浮泛是難免的”。王瑤在自序中特別表示“這部教材對作家的評判,並不完全出自作者個人。”
  這種陰影總是困擾沈從文以後的文學創作。1960年,他準備請一年長假,以其妻張兆和的堂弟張鼎被國民黨傷害為素材,寫一部長篇小說。然而身體的病痛加上心理上的顧及,讓他“提不起筆。”而張兆和卻認為沈從文總是為王瑤這樣所謂的批評家嘀咕不完,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計,至少創作上已信心不足。
  雖然沈從文再也沒真正跨進文壇,但他始終在“窺探”著裡面的一切,他認為報紙上很多詩毫無“感興”,“藝術和思想都不好的作品,可以自由出版,而有些人對國家有益有用的經歷,卻在不可設想中一例銷毀了。”
  “沈從文年輕時的確有很大的野心,他覺得自己作品應該拿到世界上,但是這樣一個願望終究沒有實現,他一輩子都不甘心,從此不斷嘗試,但他失敗了,也只能失敗。”張新穎說。
  “他無法跟隨時代變化的每一步,卻比時代走得更久”  
  沈從文在罈罈罐罐綢綢緞緞中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有人說他把文學夢寄情於歷史,張新穎認為這種說法不夠準確:“他做的工作和文學的部分是相通的,歷史研究有它的獨立性。我提出過一個觀點,如果學問做得夠好,學問本身會反過來滋養你的生命,滋養你的身體和精神。沈從文就是這種。”
  和文學創作一樣,沈從文總是充當“打前戰”的角色——此前對於綢緞的研究一片空白,因為它經常附著屍身,且污染嚴重,是文物中最嬌貴且脆弱的,在很多人看來研究綢緞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工作。
  而傾註沈從文下半生大部分心血的,是編纂《中國古代服飾資料》——1963年冬,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會見文化領導時談起,他陪同國賓看戲,發現歷史題材的戲裝很亂,周恩來提出可以編纂一本關於歷代服裝圖錄,作為送給國賓的禮物。這個想法與沈從文“不謀而合”,從1960年初他就開始實施服裝史研究,然而他全憑一己之力,艱難前行。
  這本中國服飾文化史的開山之作,前後耗費多病纏身的沈從文8個月心血,它對中國曆代服飾問題進行抉微鉤沉的研究和探討,然而就在即將印刷開印之際,因為毛澤東關於“帝王將相、才子佳人”的批評意見,這本書的出版就此擱淺。“歷史博物館的造反派創造發明地把《中國古代服飾資料》也當成這種危害的毒草,哪裡能懂得,沈從文苦心研究的物質文化史及文質文化史中服飾一脈,要講的恰好是普通人創造的物質,文化和歷史”,張新穎表示。
  “來不及”的焦慮貫穿了沈從文的下半生,他總有時不待我的感覺,他總想儘快做好服裝史的資料,沒有料到更大的社會動蕩埋伏在前面。
  “文革”初期,沈從文就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衝擊,隨後成立沈從文專案組,根據郭沫若《斥反動文藝》中的斷語,他的歷史問題被定為“反共老手,沈從文不可避免被抄家,其中他的書信、自存文學作品樣書、文學手稿都由歷史博物館“代為消毒”。這讓沈從文還原本妄想寫得出新型短篇的計劃,連根拔除。
  日後當記者和他聊起“文革”往事,沈從文說,那時他最大的功勞,就是打掃廁所很乾凈。來訪的一位女子輕輕拍著他的肩膀說:“沈老,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!”誰也沒想到,沈從文抱著這個女子的胳膊,嚎啕大哭,鼻涕眼淚一臉。沈虎雛說父親就是一個喜歡流淚的人,年輕的時候也是。但晚年時,沈從文中風了,手不能寫,說話也不利索,只能吐露簡單的字。所以眼淚代替了很多表達方式,這裡面也有他一生的屈辱。
  1988年5月10日,沈從文靜靜地離開世界,國內的媒體集體“失聲”,直到5月13日,中新社電訊才惜字如金般地播發了這一消息,“人們究竟在等待什麼?我始終想不明白,難道是首長沒有表態,記者不知道用什麼規格報道”,好友巴金憤憤不平。
  多年後,諾貝爾評委馬悅然無不惋惜地透露:“如果1988年沈從文不去世,他將在10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”
  “這固然是個很大的遺憾,不過實在說來,獲獎與否並沒那麼重要,最重要的是,對沈從文的認識,能走到多遠多深。沈從文雖然有無法跟隨變化的時代走的一面,卻比時代走得更久。他曾經遠離潮流,而潮流過去之後,沈從文的東西反而能保留下來。”張新穎對《小康》表示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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