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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的人生在1949年後被劈成兩個部分。前半生傳奇多彩，但記錄眾多；後半生一路壓抑，卻鮮為人知。沈從文的後半生始終如孤舟般遠離潮流，但潮流過後，他的文字與研究反而越發凸顯其價值
　　文｜《小康》記者 談樂炎
　　1948年底，北平即將易主，澎湃的革命熱情漫山遍野。
　　沈從文錶面卻異常“冷靜”， 作為游離在國共兩黨的自由作家，沈從文始終警醒地保持與“政治”的距離，但是內心裡他早是傷痕纍纍——從抗戰結束的次年回到北平後，他就深陷“民族自殺悲劇”中不可自拔。這一年沈從文46歲，他的前半生可以用傳奇來概括——一位來自湘西行伍出身的“鄉下人”，以70篇清新脫俗的文學作品名噪一方。
　　“與之前的各個時期明顯不同，沈從文更加敏感於個人與時代之間密切又緊張的關係，也更加深刻體會到精神上的極大困惑和糾結不去的苦惱。”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這樣解讀沈從文。
　　張新穎並非偶然走近沈從文的內心世界，從他1992年偶然在《收穫》上讀到《湘行書簡》時，他仿佛讀到了沈從文一生的脈絡——1934年，沈從文行走在湖南橫石，看到一個老縴夫和船主為100元爭吵，他不禁感嘆起人生的“意義”，多數人為生而生，而沈從文覺得應該像少數人那樣“把自己的意義投射到個人生活之外的社會上去”，然而當他看到石沉河底的暮景後，又覺得歷史不應該那麼“宏偉”，那些小小灰色的漁船，沉默的魚鷹，石灘上走著脊梁略彎的拉船人，才是歷史的主角，“歷史對於他們儼然毫無意義，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，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戚。”沈從文如是寫道。
　　“沈從文筆下的船夫、船娘乃至石頭，都是河流中不可缺少的生命。某種角度看，這又是一條‘人’的河流，我從這裡明白了沈從文心底最關心的是普通人最平常的喜怒哀樂、勞作、創造以及智慧，這也可以解釋後半生他為何鐘情於雜文物的內心驅動力——那種對普通人所創造的歷史的深深的折服。”張新穎說。
　　從那時起，張新穎開始真正琢磨起沈從文，多年來，他陸續出版了《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》、《論沈從文：從一九四九年起》，然而張新穎更希望能讓讀者進一步瞭解沈從文的後半生世界——1949年沈從文的人生突然被劈成兩部分，前半生傳奇多彩，但已記錄眾多，後半生一路壓抑，卻鮮為人知。
　　十年磨一劍，《沈從文的後半生》如期出版，張新穎說他並不想為沈從文“代言”，因為他想真實還原出沈從文在動蕩年代里漫長的內心生活，但是這種豐富、複雜、長期的精神演變，並不能推測、想象、虛構而來，所以張新穎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在浩瀚的資料中找出沈從文的“原話”。
　　“我想呈現出來的，不僅僅是一個人半生的經歷，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難史，雖然這已經足以讓人感概萬千了，我希望能夠思考一個人和他身處的時代、社會可能構成什麼樣的關係。”張新穎在接受《小康》採訪時說。
　　前所未有的孤立
　　“我是來征服你的。”
　　多年後，沈從文仍然記得他到達北平前門車站時，放出的豪言壯語，他沒想到，眼前這個豁然敞開的古城大門，日後卻將他深深囚牢。
　　儘管沈從文小心且痛苦地懸走在“政治”邊緣，卻還是不由自主的深陷其中——1948年，北京大學“方向社”在蔡孑民先生紀念堂召開“今日文學的方向”座談會，在歷史的轉點談文學，自然沒有那麼“純粹”，話題不久就引到了政治上，沈從文將政治對文學的影響比喻成“紅綠燈”，他表示文學雖然受制於政治，但是否有保有一點批評、修正的權利呢？對此，他同馮至、廢明、汪曾祺展開了激烈的辯論。
　　不久，沈從文就為自己為“紅綠燈”話題發聲而苦笑，因為他越來越感受到，即將來臨的新時代文學，要求他必須把政治作為一個無可懷疑的前提接受下來，他在給一位青年的書信中寫道：“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‘思’字出發，此時卻必需用‘信’字起步，或不容易扭轉，過不了多久，即未被迫擱筆，亦終得把筆擱下。”
　　至少從此時沈從文的筆調看，他還是剋制而平靜的，沈從文已經預見了即將來臨的悲劇命運，但這樣的命運，他深知不是他一個人的，而是“一代若干人的”，在1948年的最後一天，沈從文決定“封筆”。
　　風暴還是很快襲來。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學貼出一批聲討沈從文的大標語和壁報，同時還全文轉抄郭沫若的《斥反動文藝》，藉此直指沈從文是“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凶和幫閑”、“直接作為反動統治的代言人”。時隔不久沈從文又收到了威脅信，他預感到即使停筆，也必將受到無法忍受的清算。
　　精神重創與無力感蔓延，沈從文覺得自己“撐”不下去了，他在舊作《綠魘》文末寫了一句話：“我應當休息了，神經已經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，我不毀也會瘋去。”
　　漸漸沈從文感覺到這種“無力感”只有他一個人在苦撐，沈從文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，他原來預感的一代人來共同承擔的命運，卻沒有同代人陪伴。沈從文在給張兆和的信中寫道：“我說的全無人明白。大家都支吾開去，都怕參與。金提、曾祺、王遜都完全如女性，不能商量大事。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。我應當那麼休息了！”
　　沈從文把自己跟幾乎所有朋友區別、隔絕開來，“在社會和歷史的大變局中，周圍的人都能順時應變，或者得過且過，而他自己卻不能
　　、不肯如此。”張新穎說。
　　在精神幾近崩潰的時候，沈從文寫了兩篇長長的自傳，即《一個人的自白》和《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》。張新穎後來翻閱這些資料發現一個細節，在後一篇的末頁，沈從文加了一個註：解放前最後一個文件。
　　“這裡的解放，其實是解脫的意思。”張新穎說。
　　1949年3月28日，沈從文在家中用剃刀把自己的頸子劃破，又割腕，最後還喝了汽油，所幸，張兆和的堂弟正好來此，發現房門反鎖，於是破窗而入。此後沈從文被送到精神病院。
　　“沈從文不是現代輿論啟蒙出來的、可以和過去斷然決裂的作家，他的自我來自苗漢混居、偏僻山野的生長經驗，這種野生淳樸的力量深根於他的內心，要在一夜之間完全否定自己過去的經驗，絕無可能。”張新穎說。
　　在瘋狂與謐靜中掙扎“新生”
　　1949年4月6日，沈從文在精神病醫院寫了一上午日記，他嘆息道，“唉，可惜這麼一個新的國家，新的時代，我竟無從參與。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，還可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，我卻出於環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，終必犧牲於時代過程中。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。”
　　自殺遇救後，沈從文似乎“平靜”了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，是“悲劇轉入謐靜”。 他在謐靜中分析自己，檢討自己。“瘋狂”，似乎也是“謐靜”中的瘋狂。
　　沈從文決定接受命運，不是想通了，而是夢醒了。“這才真是一個傳奇，即頑石明白自己曾經由頑石變成寶玉，而又由寶玉變成頑石，過程及其清楚，石和玉還是同一個人。”沈從文用《紅樓夢》隱喻了自己的無奈。
　　“我要新生，在一切毀謗和侮辱打擊與鬥爭中，得回我應得的新生。”沈從文如是說。他甚至寫信勸服香港的表侄黃永玉北上，併在信尾提到“預備要陸續把陶瓷史、漆工藝史、絲織物、傢具等一樣樣做下去。”在張新穎看來，此時沈從文何嘗不是在說服自己——接受命運。
　　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自殺對於沈從文是‘因禍得福’，他為什麼後面經歷了那麼多的屈辱還是幸免於難，就是因為前面已經死過一次了，等於在絕望當中重新誕生一次。1949年其實是沈從文一個重生的起點。”張新穎說。
　　而在沈從文看來，從事古代工藝史研究是“一件急得不能再急的事”，周圍的朋友卻認為此舉是沈從文主動解救瘋毀中的自己，他在給好友丁玲的信中坦誠自己是一個“犧牲於時代中的悲劇標本，對於放棄寫作，沈從文並不覺得惋惜，甚至有一絲“幸災樂禍”——“有的是少壯和文豪，我大可退出，看看他人表演”。
　　病情好轉後，沈從文來到歷史博物館工作，被安排在陳列組，主要負責清點館藏文物、編寫文物說明，為觀眾做解說員。
　　棄文去研究“罈罈罐罐”，在很多讀者看來，是沈從文逃避且無奈之舉，但在張新穎看來，沈從文後半輩子傾心古文物研究，實則是“主動而為”，“這個選擇其實早就潛伏在他的生命里，時機到了就要破土而出。”
　　沈從文一直樂於背負“歷史”的重擔——早年在湘西當兵時只有微薄的補貼，而他的包中卻總是放著昂貴的《雲魔碑》、《聖教序》、《蘭亭序》等書，而據汪曾祺的回憶，他與沈從文談文學的頻率，遠比不上談論陶瓷、漆器、刺繡。沈從文可以對著一塊少數民族的挑花布圖案，和友人一起贊嘆一個晚上。
　　然而沈從文研究的那些“雜文物”，那些仿佛是“雜貨鋪”里的東西，在不少人眼裡算不上文物，有多少研究價值，都是大可懷疑的。在歷史博物館的最初十年，他只是一個坐在過道的“臨時工”，拿不到必須的辦公材料，被嘲弄侮辱為“外行”，甚至他的兒子，也認為看不出父親倒騰古董“有什麼意思”。
　　沈從文卻依然固我，他在1968年所做的檢查《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博物館》中坦誠道：“我不是為了名和利，而是要解決一系列所謂重要文物時代真偽問題。我不是想做專家的權威，正是要用土方法，破除他們千年來造成的積性迷信。”
　　“沈從文的文物工作，從一開始，不僅要承受現實處境的政治壓力，還要承受主流‘內行’的學術壓力。反過來理解，也正可以見出他的物質文化史研究不同於時見的取捨和特別的價值。”張新穎說。
　　與文學“初心”的博弈
　　1953年9月底，沈從文以工藝美術界代表身份出席第二次文代會，毛澤東問過他的年齡後說：“年紀還不老，再寫幾年小說吧。”沈從文當時的理解是這對於他過去的全部工作，並不是完全否定，胡喬木來信表示：願意為他重返文學崗位做安排。秋冬之際，由嚴文井出面，約他寫歷史人物小說，並要安排他做專業作家。
　　沈從文的內心何嘗不想與文學再次相遇！與壇罐相伴的日子，沈從文幾次提筆——50年代初在革大學習，一位朴實、寂寞的炊事員深深打動了他，沈從文寫成了《老同志》，然而七易其稿後，只能擱筆作罷。而在1951年，沈從文隨北京土改團去四川參加土改運動時，深感“從早上極靜中聞朱雀聲音，而四十年前在鄉下所聞如一”，這又讓他燃起“創作的心”。
　　1958年“大躍進”，沈從文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庫，既參加勞動，又做一些參觀採訪，回來後寫了一篇報道型的散文《管木料廠的幾個青年》，對於父親當時的創作，沈從文之子沈虎雛的評價是——他當時費了很大的勁寫東西，可是一個工地的通訊員寫這類文章比他寫的還順溜。
　　“這其實是接受大躍進形勢教育，用筆來歌頌新人新事。”張新穎說，這樣的文章，寫的怎麼樣，沈從文自己怎麼能不知道呢？
　　而在張新穎看來，這一時期沈從文的作品雖然大多“謹小慎微且乏善可陳”，但是他一部很少被人提及的《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》卻是可圈可點，“我們今天讀這個作品，還能追尋到沈從文之前作品中特有的印記，你可以感覺到他寫這部作品時的放鬆，這種狀態只此一例。”張新穎說。
　　讓沈從文的文學“初心”直接大受毀滅的是，開明書店通知他，以為他的作品已經“過時”，所有書稿均已毀滅，於此同時臺灣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。沈從文失望之極，他寫信給大哥，希望能將家中他的作品也燒毀，以免誤人子弟。“生命總是這樣的，我已經盡了我能愛這個國家的一切力量。”沈從文對大哥說。
　　而接下來王瑤的“補刀”又讓沈從文難以介懷——1954年，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出版，作者王瑤直指沈從文的作品多是以“趣味為中心的日常瑣屑”。寫底層人物“只有一個輪廓”，總之缺乏觀察體驗總是憑想象構造故事，“雖然產量奇多，但是空虛浮泛是難免的”。王瑤在自序中特別表示“這部教材對作家的評判，並不完全出自作者個人。”
　　這種陰影總是困擾沈從文以後的文學創作。1960年，他準備請一年長假，以其妻張兆和的堂弟張鼎被國民黨傷害為素材，寫一部長篇小說。然而身體的病痛加上心理上的顧及，讓他“提不起筆。”而張兆和卻認為沈從文總是為王瑤這樣所謂的批評家嘀咕不完，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計，至少創作上已信心不足。
　　雖然沈從文再也沒真正跨進文壇，但他始終在“窺探”著裡面的一切，他認為報紙上很多詩毫無“感興”，“藝術和思想都不好的作品，可以自由出版，而有些人對國家有益有用的經歷，卻在不可設想中一例銷毀了。”
　　“沈從文年輕時的確有很大的野心，他覺得自己作品應該拿到世界上，但是這樣一個願望終究沒有實現，他一輩子都不甘心，從此不斷嘗試，但他失敗了，也只能失敗。”張新穎說。
　　“他無法跟隨時代變化的每一步，卻比時代走得更久”  
　　沈從文在罈罈罐罐綢綢緞緞中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有人說他把文學夢寄情於歷史，張新穎認為這種說法不夠準確：“他做的工作和文學的部分是相通的，歷史研究有它的獨立性。我提出過一個觀點，如果學問做得夠好，學問本身會反過來滋養你的生命，滋養你的身體和精神。沈從文就是這種。”
　　和文學創作一樣，沈從文總是充當“打前戰”的角色——此前對於綢緞的研究一片空白，因為它經常附著屍身，且污染嚴重，是文物中最嬌貴且脆弱的，在很多人看來研究綢緞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工作。
　　而傾註沈從文下半生大部分心血的，是編纂《中國古代服飾資料》——1963年冬，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會見文化領導時談起，他陪同國賓看戲，發現歷史題材的戲裝很亂，周恩來提出可以編纂一本關於歷代服裝圖錄，作為送給國賓的禮物。這個想法與沈從文“不謀而合”，從1960年初他就開始實施服裝史研究，然而他全憑一己之力，艱難前行。
　　這本中國服飾文化史的開山之作，前後耗費多病纏身的沈從文8個月心血，它對中國曆代服飾問題進行抉微鉤沉的研究和探討，然而就在即將印刷開印之際，因為毛澤東關於“帝王將相、才子佳人”的批評意見，這本書的出版就此擱淺。“歷史博物館的造反派創造發明地把《中國古代服飾資料》也當成這種危害的毒草，哪裡能懂得，沈從文苦心研究的物質文化史及文質文化史中服飾一脈，要講的恰好是普通人創造的物質，文化和歷史”，張新穎表示。
　　“來不及”的焦慮貫穿了沈從文的下半生，他總有時不待我的感覺，他總想儘快做好服裝史的資料，沒有料到更大的社會動蕩埋伏在前面。
　　“文革”初期，沈從文就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衝擊，隨後成立沈從文專案組，根據郭沫若《斥反動文藝》中的斷語，他的歷史問題被定為“反共老手，沈從文不可避免被抄家，其中他的書信、自存文學作品樣書、文學手稿都由歷史博物館“代為消毒”。這讓沈從文還原本妄想寫得出新型短篇的計劃，連根拔除。
　　日後當記者和他聊起“文革”往事，沈從文說，那時他最大的功勞，就是打掃廁所很乾凈。來訪的一位女子輕輕拍著他的肩膀說：“沈老，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！”誰也沒想到，沈從文抱著這個女子的胳膊，嚎啕大哭，鼻涕眼淚一臉。沈虎雛說父親就是一個喜歡流淚的人，年輕的時候也是。但晚年時，沈從文中風了，手不能寫，說話也不利索，只能吐露簡單的字。所以眼淚代替了很多表達方式，這裡面也有他一生的屈辱。
　　1988年5月10日，沈從文靜靜地離開世界，國內的媒體集體“失聲”，直到5月13日，中新社電訊才惜字如金般地播發了這一消息，“人們究竟在等待什麼？我始終想不明白，難道是首長沒有表態，記者不知道用什麼規格報道”，好友巴金憤憤不平。
　　多年後，諾貝爾評委馬悅然無不惋惜地透露：“如果1988年沈從文不去世，他將在10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”
　　“這固然是個很大的遺憾，不過實在說來，獲獎與否並沒那麼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對沈從文的認識，能走到多遠多深。沈從文雖然有無法跟隨變化的時代走的一面，卻比時代走得更久。他曾經遠離潮流，而潮流過去之後，沈從文的東西反而能保留下來。”張新穎對《小康》表示。